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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為何非要干預民間纂修家譜？

清政府對私人纂修家譜進行直接干預，主要集中在乾隆年間，大約形成兩次高潮。

首次浪潮，涌動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江西，江西巡撫輔德猶如一位敏銳的洞察者，洞悉了省內家族間那股不合時宜的暗流——合族建祠之風盛行，同姓異族間竟妄圖以血脈相連之名，共筑祠堂，實則圖謀不軌，斂財為實，祠產(chǎn)紛爭如同野火燎原，愈演愈烈。更甚者，家譜編纂之時，各家族競相攀附古圣先賢，如姓周的祖先必是后稷等，人人自詡華胄之后，字里行間，僭越之辭頻現(xiàn)。輔德見此，憂心忡忡，遂上疏天子，懇請圣裁，以正風氣。乾隆帝聞奏，洞若觀火，知此非江西一隅之疾，乃天下共病，遂詔令天下督撫，嚴加稽查，明令禁止合族建祠于省垣府治，一時之間，風聲鶴唳。

輔德得令，如虎添翼，于江西境內雷厲風行，逐族審查，調驗譜書，果然發(fā)現(xiàn)，荒誕不經(jīng)者比比皆是：有的始祖上推三皇五帝，甚至遠涉盤古地皇，最荒唐的是一些只見于野史、小說話本中的人物，如雷震子之類，也被奉為始祖，荒謬至極。輔德鐵腕之下，此等謬妄盡皆刪削，版牒俱毀。新修家譜，必須經(jīng)官府審查無誤，蓋印后方可分發(fā)。清初原本出于鞏固皇權、維系宗族和諧之考量，鼓勵修譜，以期通過弘揚倫理，凝聚人心，然世事難料，最后出現(xiàn)的某些負面后果竟到了不得不采用政治力量進行干預的地步。這一次譜禁，除江西輔德是主動而為之外，其他各地官員大多為被動而為。

時隔數(shù)年，乾隆中期，第二次譜禁風暴再起，此番卻是地方官員主動請纓，其背后，乃是《四庫全書》編纂與“文字獄”高壓下的自我救贖。此次譜禁特點是重點查找、刪改家譜中的僭越、違礙字句。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庫全書擬定的查辦違禁書籍條款九則正式頒布，將查繳禁書的時限由晚明提前到宋元，并多次大興文字獄。地方官員，為求自保，紛紛投身此役，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皇上厘定文體”行動，家譜亦未能幸免。據(jù)當時的相關譜序記載，家譜之中，但有一字一句僭越不當，皆難逃刪改之命，最后還得由地方官審定，方可付梓。其間，因家譜用詞不當或體例失范而被舉報之例，不勝枚舉，一時之間，家譜編纂，謹小慎微，風氣為之一變。

總結：譜禁政策看似嚴格，但也非百害無一利。編纂族譜本就應以實事求是、客觀真實為核心。但是在實際的族譜發(fā)展過程中，卻逐漸出現(xiàn)攀附等陋習。乾隆朝的譜禁政策使民間譜牒存在的這些問題有所修正，對提高譜牒質量有一定的意義。該政策的實行影響了族譜編修體例，一定程度上對民間修譜起到了規(guī)范作用。比如，在追溯祖先時，各地宗族不能再妄自援引，多以五世祖或始遷祖作為家族祖先的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