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編輯：18595903344 王編輯：185308318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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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注重歷史的民族。一方面，悠久的歷史造就了我們一種歷史心理，培養(yǎng)了我們一種歷史感情，使我們常常會忍不住地去歷史的長河里徜徉，去揣摸、品味歷史；另一方面，浩如煙海、汗牛充棟的歷史記載又經(jīng)常地給我們以借鑒，以警示，使我們從歷史事實里把握規(guī)律，去指導今天的生活。在數(shù)以千萬計的史書中，由史官編纂，記錄一個朝代盛衰興亡的是正史；由地方主纂，記錄一個地區(qū)風土沿革的是方志；而由家族纂修，記錄一個家族遷徙發(fā)展的便是家譜。
社會是由家庭組成的，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同時，家庭又是家族的一個分支。一個大家族的歷史會同社會發(fā)展的歷史一樣漫長，記載這個家族漫長發(fā)展史的家譜便也因歷代族人的不斷續(xù)修、增纂而有了漫長的歷史。一部家譜中，從這個家族的興起、繁衍、分派、遷徙，到家族的歷代英賢、家規(guī)家訓、祠堂宗廟、詩文著作，縱橫幾百年，上下數(shù)千人，內容豐富，包羅甚多，充分反映了這個家族與當時社會、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關系，具有很大的文獻價值。清代著名史學家章學誠將家譜與國史、方志一起并列，論述其史料價值，說得相當明白：“且有天F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郡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記一朝，天下之史也?！苯穼W大師梁啟超也曾經(jīng)指出：“族姓之譜．…．．實重要史料之一，例如欲考族制組織法，欲考各時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齡、平均壽數(shù)，欲考父母兩系遺傳，欲考男女產生兩性比例，欲考出生率與死亡率比較……等等無數(shù)問題，恐除族譜家譜外，更無他途可以得資料。我國鄉(xiāng)鄉(xiāng)家家皆有譜，實可謂史界瑰寶。”近年來的研究也證明，家譜為我們研究廣泛的社會、歷史問題提供并展示了極為豐富的內容和可靠的數(shù)據(jù)，具有其它書籍不可替代的文獻價值。
家譜向來有“記錄先世，弘揚家史”“敦宗睦族，凝聚血親”的功能。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jīng)濟的飛速發(fā)展，經(jīng)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進一步加強，我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這大大增強了海外炎黃子孫的向心力。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海外華人尋根謁祖形成熱潮。許多臺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紛紛返回故里，尋訪祖先的遺跡，拜會故地的親人。一部家譜，常常使他們因能認祖歸宗而熱淚盈眶，激動不已。不少海外僑胞中的企業(yè)家、實業(yè)家慷慨解囊，投資家鄉(xiāng)，為故地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祖國的經(jīng)濟建設添磚加瓦，略盡綿薄之力。家譜成為聯(lián)系海內外炎黃子孫的紐帶，成為增強我們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橋梁。
那么，家譜到底是怎樣的史書?它的定義是什么?它的歷史發(fā)展又如何呢?
家譜又稱族譜、宗譜、家乘、譜牒、家傳、房譜、支譜、譜系等，是一種記錄家族遷徙、發(fā)展的事跡和家族人物的世系、傳記的書，是以特殊形式組織、編寫的家族生活史。
一部較完整的家譜，通常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譜名、譜序、凡例、姓氏源流、世系考、世系表、人物傳記、祠堂、墳塋、家規(guī)家訓、恩榮錄、像贊、藝文、纂修人名、領譜字號等。這樣的一部家譜，可以使我們比較全面地了解家族的遷徙、發(fā)展過程，了解家族人物的事跡，掌握家族發(fā)展的歷史，同時可以將家族生活內容放到社會生活的大背景中去研究，從而得到更真實、更客觀、更接近歷史的可靠史料，幫助我們確定家族在當時社會、歷史中的地位，解決與此相關的
一系列社會、歷史問題和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問題。
中國古代社會是宗法社會。宗法制度是維系封建秩序、加強封建統(tǒng)治的重要支柱之一，而宗法制度建立的基礎是血緣關系。家譜正是對家族血緣關系的親疏遠近的記錄，所以家譜和宗法又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家譜是聯(lián)系家族的紐帶，宗法是維系家族的綱紀。
關于中國家譜的起源問題，歷來就有幾種說法：一說起源于周代，一說起源于戰(zhàn)國秦漢時期，一說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說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譜甚至更以前的口頭家譜和結繩家譜。我們認為，根據(jù)歷代文獻記載和本世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證，中國家譜起源于商、周時期比較可信。
在我國現(xiàn)存的古籍中，記載周代以前世系最為完整、最為權威的是漢司馬遷的《史記》?！妒酚洝分袑ｉT記載并較為突出的有以下幾篇：
1．《五帝本紀》。該篇記載了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人的世系。由于“五帝同祖”，因而該篇實際上記錄了公孫姓軒轅氏的世系。
2．《夏本紀》。該篇記載了夏一代姒姓帝王的世系，如禹子啟，啟子太康、仲康等五子，仲康子相，相子少康，……發(fā)子履癸即桀。
3．《殷本紀》。該篇記載了子氏家族自得姓以后的歷代世系：殷契因其母簡狄吞鳥卵而生，舜封之于商，賜姓子氏。殷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相土子昌若，昌若子曹圉……主壬子主癸，主癸子天乙，天乙即建立商王朝之成湯。成湯子太丁、外丙、中壬，太丁子太甲……乙子微子啟、辛即紂。
4．《周本紀》。該篇系統(tǒng)追溯了周代立國之君周武王以前子始祖母姜螈以下的世系：姜嫄子棄，棄子不窟，不窟子鞠，鞠子公劉……季歷子昌即文王，文王子發(fā)即武王。
5．《楚世家》。該篇上溯羋姓的世系直至黃帝，黃帝子昌意，昌意子高陽即顓頊，顓頊子稱，稱子卷章，卷章子重黎、吳回……季連子附沮，附沮子穴熊，其后數(shù)世而至周文王時的鬻熊。
此外，《史記·三代世表》也以表的形式記載了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兩朝的世系。
《史記》能記載如此系統(tǒng)的周代以前各血緣集團的世系，是與司馬遷查閱、考證了大量牒記、譜牒著作有關，并且與他走訪了“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的廣大地區(qū)的所見所聞分不開的。司馬遷參閱的譜牒著作如《五帝德》、《帝系姓》等書，都為周代著作，今僅存于《大戴禮記》中，且與《左傳》、《國語》這些信史可相互引證，又與司馬遷的所見所聞大致吻合。另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史記》中記載的殷王世系和殷先公世系，為本世紀在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記載所證實，只是個別世次錯誤。這充分證實了司馬遷所查閱參證的資料即周代的譜牒著作大致可信且正確。而周代能產生如此的譜牒著作，必是以周以前歷代尤其是商代的譜系記載為根據(jù)的，僅憑周人憑空杜撰、妄斷臆測，是不會有比較可信且正確的那些譜牒著作的。因此，我們有理由說中國家譜起源于商、周時期是比較可信的。
另一個足資佐證的材料是考古發(fā)掘出的甲骨文和金文中的世系記載。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許多殷人記載其世系的文字，有的是專門記述家族歷代父子名字的家譜，有的是祭祀或祈禱時用的刻有列祖列宗名諱的祭祀譜。同樣，出土的銅器中也有專門記載家族世系人名的或記其忌日的文字，一如被判定為商代晚期制作的著名的“易州三戈”之上的銘文等。這些材料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確證中國家譜起源于商、周時期。
作為中國家譜起源階段的這一時期，家譜自然是相當簡略的，一般只記載世系人名，而幾乎不涉及其它任何事情，司馬遷謂之“譜牒獨記世謚，其辭略”。另外家譜還只記父系兄弟世系，而不記妻、子和姐妹，充分反映了中國社會此時父系已占了絕對統(tǒng)治地位。
但就是這些簡略的記載，到周代時已成為宗法制度的身份證明，用來“奠系世，辨昭穆”，記載血緣親近和嫡庶長幼，其政治功能已初露端倪。周代還建立了一套相當完善的史官修譜制度，同時在朝廷設立專官負責全國所有貴族家譜的記載和管理，這也是我國官修家譜的開始。
秦、漢時期，中國家譜進入發(fā)展階段，尤其是漢以后，中國家譜無論就其內容的豐富、體例的精密還是記事的詳細、功能的多樣，都遠遠超過其起源時期，而趨于更加嚴謹，更加完善，更加健全。
漢朝吸取秦王朝滅亡的教訓，立朝后即恢復了由秦廢棄的分封制度，伴隨著分封制度，宗法制度又大行其道。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的恢復和確立，使得記載皇族成員血緣關系親疏遠近的皇族家譜變得非常重要，有著巨大的政治作用。
由《漢書·百官志》的記載看出，漢時宗正的權力和職責與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是完全一致的，他們根據(jù)分封的各郡國每年隨歲計上報的宗室名冊纂修成皇族家譜，以排列出各宗室成員與皇帝的嫡庶遠近之別。同時，對分封的其他諸侯王，宗正也分別為他們建立譜牒，確立各諸侯與其后裔的親疏關系，以決定諸侯王位的繼承，這樣，宗正所管理、纂修的皇族家譜有兩種，一種叫屬籍即皇帝本人的家譜，另一種是諸王即諸侯世譜。
漢初在分封同姓王的同時，還分封了一些異姓王、侯，他們的王、侯位也由其子孫后裔世襲，并為他們建立了承襲家譜，設立專門機構加以管理，這就是所謂的侯籍。
漢代官修的這些屬籍、諸侯世譜和侯籍，因歷代久遠，早已散佚，今人已不可窺其全貌。但據(jù)以編撰的《漢書·諸侯王表》、《漢書·王子侯表》、《漢書·功臣表》、《漢書·異姓王諸侯表》和《后漢書·四王三侯列傳》等卻為我們今天的研究保存了不少資料。
除官修家譜外，漢代已出現(xiàn)了比較成熟的私人家譜。從春秋末年直到西漢初年，由于戰(zhàn)亂頻繁，加上統(tǒng)治者移徙豪族等政策，宗族勢力大大削弱，宗法制度幾乎瓦解，因而以宗族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私人家譜也出現(xiàn)空白，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了百余年。隨著經(jīng)濟的復蘇和繁榮，以及戰(zhàn)亂消失后的社會安定，宗族勢力漸漸恢復、發(fā)展，到西漢末葉時更是不可遏制地膨脹起來。東漢時期，國家政權為豪族右姓掌握，強宗巨族遍布全國，聚族而居的莊園比比皆是，宗法制度日趨嚴密。在這種背景下，私人家譜自然地得到勃興的機會，以致成為當時社會的一種時尚。
漢代私修家譜有三種形式。第一種是自序家譜。這種家譜一般是撰者自己敘述自己的家世，也有根據(jù)譜主自述而過錄的。前者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敘傳》，后者如《漢書·楊雄傳》。第二種是專門家譜，這是與自序家譜區(qū)別而言的。這種家譜有的載于正史列傳中，是純粹的敘述世系的文字：有的則是專門記載本家族人任官情況的“官譜”。前者如《漢書?？坠鈧鳌分兴鶖⒆钥鬃又量坠獾氖老?，后者如東漢時的《鄧氏官譜》。第三種是碑刻家譜，即將家譜刻在石碑上予以保存，如《三老碑》、《孫叔敖碑》、《鮮于璜碑》、《趙寬碑》等。
漢代的私修家譜在記事內容上已十分豐富，如已有得姓緣由、居住地方、生活時代、事跡職業(yè)、旁系先祖等內容；在體例上已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圖表式家譜，一種是敘述式家譜。
漢代圖表式家譜采用圖表或輔之以文字記述的方法來表示家族世系和人物，使世代不混，長幼有序，人物血緣關系一目了然，清晰明確，開后世使用圖表記述家世和人物之先河，也為宋代圖譜奠定了基礎。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門閥制度和九品中正制暢行時期，也是中國家譜極盛時期。說它極盛，是因為這一時期內，家譜直接進入政治生活之中，成為銓選官員、聯(lián)系婚姻的依據(jù)，其地位和價值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自從曹魏政權確立了九品中正制的選人標準后，門第成為做官和社會地位的決定條件，其作用相當突出。不少高門大族除通過把持朝政來顯示自己的門第外，還競相建立家譜，通過先世的地位來炫耀和夸示自己的門閥。這樣在門閥制度逐漸建立的過程中，譜牒起了特殊的作用。
門閥制度的確立和盛行，使得“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族”，在政府銓選官員的過程中，不以人才優(yōu)劣為品評標準；純以家世門第之高下為依據(jù)。正因為如此，主持選舉的官員在選擇“人才”時，就必然要了解其家譜；而“人才”要想被選上，更必須對自己的家譜了如指掌。
選官如此，婚姻也是如此。門閥勢力形成后，世家大族為保持其高門大族的地位和特權，在婚姻對象的選擇上也講究門當戶對，閥閱相當，嚴禁士庶通婚。這樣一些高門望族如太原王氏、清河張氏、博陵崔氏、陳郡謝氏等歷世通婚，而不與稍遜他們的另外一些家族聯(lián)姻。
正因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家譜成了一種特殊的政治工具，成為豪門右族維護自己特權和利益的護身符，家譜在這一時期有了長足發(fā)展。其標志有三：第一，國家除專設宗正府掌管皇族譜牒之外，還另設譜局和譜官，專門從事譜牒的編修和保存工作。譜官須由“博古通今之儒”擔任，其主要任務是“知撰譜事”。同時國家還下令，“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于官，為考定詳實，藏于秘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第二，從事編撰、研究譜牒的學者大量涌現(xiàn)。如“賈氏之學”，從賈弼到賈冠一門六世，有五世是當時的譜學名家，世代專修譜學，代有傳人，一直從東晉初年延續(xù)到南朝末年。又如“王氏譜學”，也和賈氏譜學一樣，一家?guī)状?，皆習譜牒，其代表人物王弘對士族譜系相當熟悉，“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其他如魏時的管寧、西晉的摯虞、南朝劉宋的劉湛、北魏的高諒、北齊的宋繪等。第三，譜學著作層出不窮。如“賈氏之學”的賈弼著有《姓氏簿狀》712卷，賈淵撰有《氏族要狀》，賈執(zhí)著有《姓氏英賢譜》等。又如“王氏譜學”之王儉撰有《百家集譜》10卷，王僧虔著有《諸姓譜》116卷，王逡之撰有《百家集續(xù)譜》4卷，王褒撰有《王氏江左世家傳》20卷等。
魏晉南北朝時期家譜和譜學著作的數(shù)量雖然很多，但由于歷經(jīng)兵火，至今已所剩無幾。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這一時期的完整的家譜只有北魏薛孝通的《歷敘世代貽后券》，殘缺不全的有新疆出土的高昌《某氏家譜》，原物只有上述兩件。但根據(jù)這二件的內容和歷代文獻中的記載，我們大致可以分析得出這一時期家譜有以下特點：(1)家傳的興起。這種家傳不同于子孫為其先世中某人所作的列傳，而是為家族內許多人物所作的，因而形成一種類似家譜內譜傳形式的傳記。通過這些家傳，我們不僅可以知道每個人物的生平事跡，還可以略知這些人物之間的世次關系。(2)總譜的興盛。由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專設譜局向全國征收家譜并予以保存，使得編撰總譜成為可能，因此這一時期總譜相當盛行，表現(xiàn)為總譜著作數(shù)量很多。(3)偽造家譜之風出現(xiàn)。門閥制度的盛行，使門閥高的豪門大姓享盡取士、徭役等方面的特權，甚至在婚姻上也盡選閥閱相當?shù)膶ο螅@就使得一些寒族士人為提高門第而不擇手段，其最便捷使用也最普遍的方法則是偽造家譜、冒充士族。如齊明帝建武初年，王泰寶行賄于“賈氏之學”的傳人賈淵，買襲瑯琊王氏譜，想取得尊貴的地位，結果被人告發(fā)，賈淵被捕入獄并差點被處死。當時統(tǒng)治者嚴厲懲處這類冒充士籍的事情，或課以重罰，或處以徒刑。梁武帝時還曾專門責令專人對家譜進行大規(guī)模的辨?zhèn)?，可見那時偽造家譜之風相當嚴重。這種偽造家譜的風氣開了后世纂譜者妄相托附、攀附名人的先河。
隋唐時期，中國家譜進入持續(xù)發(fā)展階段，可以說是繼魏晉南北朝后第二個發(fā)展高峰期。這一時期的門閥制度雖然隨著科舉考試的確立和推行而逐漸瓦解，但統(tǒng)治者的提倡和官修家譜的盛行卻使中國家譜在此期間內呈現(xiàn)一些新的特點。據(jù)《新唐書·藝文志》乙部“譜牒類”著錄，譜系之書共有2050卷，其中唐代撰修者將近半數(shù)。因此南宋時著名史學家鄭樵說：“譜系之學，莫盛于唐?！?/span>
唐代家譜盛行的原因是唐代政治斗爭的需要。南朝末年，士族地主的勢力開始衰落，庶族地主的政治權勢則不斷上升。到隋唐之際，均田制、科舉制和隋末農民起義削弱和打擊了士族地主的勢力，但他們并未就此消沉下去，仍盤踞著政治舞臺，與庶族地主你爭我奪，進行著時消時長的拉鋸戰(zhàn)。李唐王朝本身就是依靠關隴士族、山東士族、江南士族和一部分庶族地主的力量而建立的。為了有效地調整各地主集團間的矛盾，調節(jié)彼此之間的利益沖突，唐王朝推行了許多政策和措施，其中纂修家譜就是措施之一?！疤拼易V是唐代政治的附屬品和折光鏡，它從屬于政治，又曲折地反映著政治；它由于政治上的某種迫切需要而發(fā)展起來，又隨著此種需要的迫切性的逐步消失而衰落下去?！?瞿林東《唐代譜學簡論》)
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芬等“刊正姓氏”，整理、編撰《氏族志》，基本原則有兩條：一條是普遍搜集全國譜牒，“憑據(jù)史傳考其真?zhèn)巍保嬲叽嬷?，偽者黜之，即仍然承認魏、晉以來門閥士族的地位；另一條是“忠賢者褒進，忤逆者貶黜”。前一條側重歷史，后一條著眼現(xiàn)實。高士廉等據(jù)此很快就收集起家譜，考證清世系，將氏族定為九等，仍以山東崔氏為第一等。對此，唐太宗大為生氣，他明確指出：“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猶為第一等?……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數(shù)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薄敖袢展倬簟弊罡哒吣^于皇帝，于是出身關隴士族的皇族列為了第一等，外戚列為第二等，而老牌士族崔氏只好屈居第三等了。這樣，重新修定的《氏族志》提高并突出了皇族的崇高地位，為鞏固李唐王朝的統(tǒng)治起到了一定作用。
武則天時期，又把《氏族志》改編為《姓氏錄》。同樣，《姓氏錄》將原來在《氏族志》中無名的后族武姓列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職高下為標準，凡五品以上皆升士族，以軍功升五品者亦可人流。這就將士族的范圍進一步擴大，提高了新興土族的地位，使原來的士、庶進一步合流。到了唐代中后期，“富商豪賈，盡節(jié)纓冕之流”，無論是庶族地主進入官場者，還是經(jīng)濟上崛起的新一代寒門人士，其政治地位得到提高，而魏晉以來的那些豪門右姓卻相對凋零，到五代時便形成“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的局面。
在士、庶消長的過程中，家譜被頻頻利用，作為鏟除舊的門閥體系、樹立新的門閥等級的工具，因此唐朝一代家譜得以像魏晉南北朝那樣得到極大發(fā)展。唐末五代時期，士、庶界限日漸縮小，家譜作為士、庶斗爭工具的作用也日漸衰落，官修家譜已如強弩之末，走到它的盡頭，從而有了宋代私修家譜昌盛的轉變。
基于以上的原因，唐代家譜的最顯著特點便是官修家譜。唐時編修家譜的權力為政府所壟斷，幾部大型的有代表性的譜牒著作亦皆為官修，唐代幾位著名的譜牒學家如李守素、高士廉、路敬淳、柳沖、韋述、蕭穎士、孔至、柳芳、柳憬、李衢、林寶等也多是受命參與官府組織編修的譜牒，他們中不少人同時還是官吏，這些都使唐代的家譜深深打上官府的印記。
宋代是中國家譜的轉型時期。隋唐以來門閥士族的衰落和唐末五代戰(zhàn)亂頻繁，使得宋初門閥觀念已接近蕩然無存；士庶界限的模糊導致官修家譜失去作用；而五代以來的封建割據(jù)和頻繁的戰(zhàn)爭又使歷來保存的譜牒著作大多化為灰燼。在幾乎是一片空白的基礎上，宋代家譜發(fā)生了新的變化，走出一條與前代大不相同的又隨后世產生巨大影響的新的道路。
宋代著名文學家、譜學家蘇洵在談到宋初譜牒狀況時說：“蓋自唐衰，譜學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于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牒大廢?！闭窃谶@種背景下，宋代家譜才開始發(fā)展的。
宋代家譜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由于門閥的衰落和士庶的混合，‘‘官有簿狀，家有譜系”的局面被徹底打破，家譜的政治、社會功能喪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敬宗收族”、“尊尊親親”的教化功能。宋代大理學家張載明確指出，家譜的作用是“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他還危言沒有家譜的后果，“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tǒng)，雖至親恩亦薄”。呂大防也曾指出：“國無國之道，而后國亂；家無家之道，而后家亂。故禮樂紀綱者，國之道也；宗法譜牒者，家之道也?！睂⒆V牒與宗法和國家的禮樂倫理、統(tǒng)治秩序等相提并論。由此可見，宋代家譜雖不像魏晉、隋唐時期的政治功能那么明顯，但其倫理教化所透出的政治功能仍是十分鮮明的。
第二，伴隨著“敬宗收族”的教化功能的出現(xiàn)，宋代家譜私修風氣極盛。在朝廷，國家正式罷譜局，除皇家玉牒外，國家不再組織纂修族譜，允許私人自行修譜，修好的譜也不必再上交官府，改由私人自己保存。這樣家譜純粹變成私家檔案，變成家族、宗族的史料匯編。宋人對私修家譜的積極性很高，許多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學士，諸如司馬光、王安石、歐陽修、蘇洵、曾鞏、陳亮、黃震、文天祥等都親自編寫本族族譜或為族譜撰寫序、跋。歐陽修和蘇洵還親自創(chuàng)制譜例，形成對后世影響極大的歐式譜例和蘇式譜例，垂為典范。后世對歐、蘇評價甚高：譜學專家唐以前稱賈氏、王氏，宋代則推歐陽氏、蘇氏。賈、王為百家氏族之學，而歐、蘇則于五季亂離、文物凋零之余，重創(chuàng)私家譜法，斯為后世家譜之椎輪。”(《浙江奉化蔣氏宗譜·凡例》)
第三，針對當時社會現(xiàn)實情況，宋統(tǒng)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譜，認為修譜可以使廣大族人“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有利于維護社會安定，鞏固封建統(tǒng)治。這也是宋人私修家譜風氣盛行的一個重要客觀原因。
宋代家譜保存下來流傳至今的為數(shù)很少，但不少明、清所修家譜和宋人文集中保存了一些宋人所撰寫的譜序、譜跋，對我們了解宋代修譜思想、編譜體例、內容范圍等很有幫助。
元、明、清三代，是中國家譜的日漸成熟期，尤其是清代，修譜成了宗族生活中最重要、最隆重的活動之一，有的宗族三十年一修，有的宗族六十年一修，因而涌現(xiàn)出大量的私修家譜，幾占現(xiàn)有家譜數(shù)量的70％以上。
這一時期家譜的發(fā)展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由于纂修族譜越來越成為家族生活的大事，加上封建統(tǒng)治者的大力提倡，家譜數(shù)量大大增加。宋明理學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主要統(tǒng)治思想。宋明理學所強調的“三綱五?！钡仍诿饕院蟛粌H滲透并支配了整個意識形態(tài)的各個領域，而且普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族譜也變成了在社會上、宗族里、家庭內傳播“三綱五?！钡墓ぞ吆完嚨?。各家族在纂修家譜時，無不把宣揚“三綱五?！弊鳛樾拮V的指導思想，無不把頌揚“存天理，滅人欲”的忠臣孝子、節(jié)婦義夫作為修譜的主要內容和中心任務，以期達到“敬宗收族”、“凝聚血親”之目的。這樣纂修家譜就被各家族十分重視，成為家族生活中的頭等大事。明儒方孝孺曾指出：“孝悌忠信以持其身，誠恪祠祭以奉其祖，譜牒敘次長幼親疏之分以睦其族，累世積德以求無獲罪于天，修此則存，廢此則亡，此人之所共識也?！毙拮V牒與修身立命、祭祀祖宗、累世積德一樣重要。修則存，廢則亡。同時明、清統(tǒng)治者也大力提倡纂修家譜，如清康熙和雍正就曾號召修譜，‘‘修族譜以聯(lián)疏遠”，“篤宗族以昭雍睦”。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這一時期修譜成風，幾乎每個家族不論其大小都曾修過譜，有些家族還規(guī)定或三十年一續(xù)修或六十年一續(xù)修，有的族譜增修、續(xù)修達十幾次之多。私修家譜數(shù)量不斷擴大，給我們今天研究這一時期的譜學理論和家譜形態(tài)提供了寶貴的素材。
第二，家譜體例日益完善，記事范圍不斷擴大，修譜內容十分豐富。元、明、清三代家譜體例在歐、蘇體例的基礎上進一步發(fā)展，以適應當時社會和家族的需要。如歐、蘇譜例不書生女、不書繼娶、不書妾，而明代的體例打破了其狹隘界限，不但書生女，而且書生女出嫁之夫名與官爵；不但書繼娶、書妾，而且妻妾并書，如果妾子長，必位于嫡子前。這些都是歐、蘇譜例的發(fā)展和擴大，表明家譜體例日益走向完善。隨著體例的完善，家譜記事范圍也不斷拓展，記述內容也進一步豐富。這一時期家譜除記載祖先名諱、世系、事跡、官職等外，普遍收有得姓源流、遷徙情況、分支分派、祠堂墳墓、家規(guī)家訓、人物傳記、契書文約、藝文著作等內容，有的家譜還大量繪有鄉(xiāng)舍圖、墳塋圖、祖先圖像等，家譜成了該家族的史料匯編或家族史，保存了許多原始材料，使家譜更具史料價值。
第三，家譜形式多種多樣。最典型的例子是統(tǒng)譜的流行。由于這一時期修譜的普及和人口的增長，族譜越編越大，使“會千萬人于一家，統(tǒng)千百世于一人”的統(tǒng)宗世譜流行起來，如明代嘉靖年間的《張氏統(tǒng)宗世譜》、隆慶年間的《汪氏統(tǒng)宗正脈》、萬歷年間的《曹氏統(tǒng)宗世譜》等。與統(tǒng)譜相對應，支譜、房譜等專記本支、本房世系的家譜也不斷涌現(xiàn)，如《曾氏蜀支譜》、《吳郡程氏支譜》、《大湖頭北葉河葉氏支譜》、《夏爐小盧利王氏房譜》等。另一家譜的特殊形式——專譜也在這一時期出現(xiàn)。專譜是專記家族內某一特定內容的譜書，如清王恩錫纂輯的《高郵王氏六世傳狀碑志集》、曾士璋纂輯的《曾氏文獻存征》、葉觀國纂修的《三山葉氏祠錄》等。
家譜數(shù)量的大量增加，纂修體例的日益完善，修譜內容的不斷豐富，家譜形式的多種多樣，都標志和說明了元、明、清時期中國家譜進入了它的成熟期。
近代民國年間，修譜之風仍然十分盛行。中國家譜從商、周時期肇始到民國年間直至新中國成立后的今天，上下數(shù)千年，幾乎和中華民族史一樣漫長。家譜的發(fā)展也從最初簡單的世系記錄發(fā)展到體例精當、內容翔實的家族史料匯編，從寥寥幾語發(fā)展到洋洋幾十萬言，最終成為能和正史、方志比肩的史料，為我國傳統(tǒng)文化寶庫中鑲嵌了一顆耀眼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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